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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面临哪些挑战?【福布斯中文网,2014年5月5日】 

编者按,作者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市政府参事,研究领域包括人口经济学、改革以及城乡发展研究。

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办、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和亚洲开发银行主办的“2014中等收入陷阱研讨会”上,左学金发表讲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政策选择》。在左学金看来,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后,政府应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进行政府职能调整,具体应进行以下几方面转变:

确保劳动力能够更加有效地使用,因为目前劳动力市场高度分化;

对于土地改革,要给农民一个合理的征地价格;

金融部门必须进行改革,让小型金融机构可以为农村或是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服务;

改善从商环境,进一步助推中国经济的发展。

 

以下为左学金的演讲实录(有编辑删减):

 

中国的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从原来每年的10%降到8%以下,预计可能还会进一步放缓。不少人开始担心——中国是不是会遇上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担心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二是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

人口结构变化突显

中国现代的生育率低于1.5%,而且近期可能会出现负增长,大概在2020年左右。预期寿命则越来越长,根据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大陆的人口是13.4亿,在2000—2010年每年增长5.84%,一共增加了5.84%,也就是说每年大概只有0.5%的增长,近几年则更低。

更大的问题在于0—14岁的人口目前只占总人口的16.6%,2000年的时候比例差不多23%。与此同时,老龄人口大幅增加,60岁以上的人口是13.26%,10年中增长了将近3个点,65岁以上的也将近9%的人口。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儿童比例超过40%,而现在只有16.6%;65岁以上的人口以前只有4%左右,现在已经差不多到8.9%,去年可能65岁以上人口已经到了9.4%的比例——这是人口增长率、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情况。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数字有很大下降。我们的死亡率还是比较稳定,虽然中国现在寿命越来越长,而老龄人口占的比例更高,所以它是从两个方面改变了死亡率。我们的自然增长率在最近几年低于千分之五的出生率。联合国在世界人口展望当中讲了高中低三种情况,这里是中等情况。根据中等情况预测,中国的人口在2026年将开始下降,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大概是在14亿。而到本世纪末的时候,中国人口可能会减少到9.41亿。中国在2017年人口就会达到峰值13.6亿。本世纪末时将达到5亿多一点,比1949年的人口还要少很多。按照这种预测,3年以后人口就要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

未来人口到底怎样呢?这取决于它的生育率情况,在这三种预测的情景下,出生率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2010年开始的时候,生育率高于1.5,这个比实际的生育率稍微高一些,然后逐步增加到2,每一个妇女平均生育两个孩子,这是中等情况。

低速增长的情况是从1.5不到,下降到1,然后再升到1.5。而高速增长的情况是从1.5的水平增加到2.5的生育率。现在的生育率不到1.5,所以高速增长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像台湾、香港、澳门,他们的生育率大概只有1的水平,所以很有可能中国未来的大陆生育率情况也会在1—1.5之间。

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大概在5亿到9亿之间,这是综合低速和中速人口增长情况得出的预测。

再看看劳动力人口,也分成高速、低速、中速三种情况。我们一开始有差不多10亿的水平,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情况在三种不同的速度增长情况下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更重要的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变化。人口高速增长的话,老龄人口占比在20—25%之间,增速差不多30%;人口低速增长情况下,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可能超过40%。这就和日本的人口结构非常相似。

我们把美国、英国、印度和中国人口情况进行比较。大家都按照人口中速增长的情况来预测,印度人口大概会在2020年的时候超过中国人口,而到本世纪末的时候,会超过14亿,而中国人口会降到10亿以下。美国的人口到那个时候差不多有5亿。

再看看出生率,在这么多国家当中中国是最低的,中国的65岁以上人口将会在很多年保持最高比例。这样的人口结构、人口变化会带来经济方面的影响,上海社科院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劳动力供应的稀缺将会日益严重。社保情况、社保投资情况、创新的情况以及其他方面都会有影响,当然不仅只有人口方面的变化。

在人力资本方面投资不够,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投在可以看的见的硬件上,而不愿意投资人力资本。要培养一个孩子,让他受良好的教育要花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很多官员的任期不到5年,所以他只能短视,没法关注长期的东西。中国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也是长期保持低水平,2012年才首次达到GDP的4%,这是在温总理任期内实现的。这是财政支出城乡之间不平衡,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之间的财政支出也不平衡,中国大学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

在中国还有浅城市化和半城市化问题。中国城市里面有很多农民工,他们虽然住在城市里面,被计为城市人口,但他们从就业、社保、医疗方面都没有享受到和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官方数字是,农民工总的数量达到2.7亿。还有很多人担忧农民工的小孩。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有超过6000万农村的孩子滞留在农村,还有600万所谓的农民工小孩住在城市里但没有注册。我们把他们叫做留守儿童,或者流动儿童。这两类小孩都在教育、医疗,还有父母关爱方面严重缺失。

另外,我们在农民工当中有一个问题,很少是能够长久居住在城市的。我们有两个相关法律,一是劳务合同法,一是社保法,要求雇主长久性雇佣农民工。但是这种劳动关系往往不稳定,根据相关法律签了两个合同之后,第三个合同就是无限期的,但是雇主的战略是,他们只雇两任的合同任期。所以非常少的农民工可以成为所谓的长佣工。关键不是强制的要求雇佣永久性合同。而是要有一些机制上的安排,使得农民工在移动过程中、在换工作中,继续持有他们的福利。比如养老金改革,一些养老金项目各个地方出资,当农民工转移到不同地区时,就没有原来在原先地方累积下来的养老金或医保,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一点。

政府角色转变在即

过去人们认为地方政府积极介入经济增长,特别是土地和资本分配,比如说通过银行渠道,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中国是在向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改革转型,这需要政府角色做出相应改变。中国的土地机制,城市土地是政府所有,农村土地是农村合作社拥有。当合作社把农地变成非农使用时,第一步就是政府必须从合作社这边把土地收购下来,而征收(补偿)费用非常低,因为以农地作为补偿,而不是非农用地作为补偿。所以地方政府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从农民那里征收土地。这使得土地被过度使用,农地被过度用作非农用途,而地方政府可以从出售这些土地当中获得收益——从农民那里征收的价格很低,卖出价格非常高,这就导致地方政府财政当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土地财政。

在金融方面,我们所谓的金融压抑,金融产业集中比例非常高,这导致在很多省份一方面地方制造业产能过剩,但资金使用效率非常低,这是在大企业方面。在中小企业方面,特别是农村农户,他们难以获得财务(金融部门)部门给到他们的融资,特别在制造方面。人们还担心地方政府债的问题,包括地方政府的财务赤字,以及所谓的地方政府金融平台的债务。

同时我们还要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的环境。中国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直接参与过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在中国就很难生存、繁荣下去。根据世行2013年的业务环境报告,在185个经济体中,中国排名第91。不是非常好,相比之下新加坡排名第一,香港排名第二,新西兰第三,美国第四,韩国第八,中国台湾排名第16,泰国排名第18,日本排名第24。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SME(中小企业)很难有所谓的许可证,建筑许可证、新企业开办证等,税负也比较重。比如在税负方面,中国排名122,获得电力供应排名144。

人口发生变化,政府行为就必须相应采取变化,政策建议就是我们要对人力资本进行更多投入。是不是可以把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阶段。中国越来越富有,我们可以承担12年的义务教育,特别在教育财政支出上,质量要得到保障,然后要改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身体健康和教育水平。

地方政府应该更积极地向农民工提供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央政府可以部分承担一些服务成本,因为中央政府的收入更多,占财政收入50%,但是财政支出只占到15%。和转移支付相比,更有效的方法是共同承担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包括健康和医疗。

 总体来看,要确保劳动力能够更加有效地使用,目前劳动力市场高度分化;对于土地改革,要给农民一个合理的征地价格;金融部门必须进行改革,让小型金融机构可以为农村或是中小企业提供更多服务;另外,改善从商环境,进一步助推中国经济的发展。

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405/00324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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