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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_url: "https://www.afdi.org.cn/2009/0402/32570.shtml"
title: "美智库专家谈金融危机及其它国际经济议题"
meta_description: "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访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与布莱恩特和布莱弗德教授讨论全球金融危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G20峰会及IMF和世行改革。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尚未触底，G20是更有效的协调机制，IMF和世行需改革，亚洲代表性和影响力被低估。"
publish_date: "2009-04-02"
modify_date: "2023-11-30"
author: "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
publisher: "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
category: "AFDI动态"
language: "zh-CN"
priority: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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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智库专家谈金融危机及其它国际经济议题
> 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访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与布莱恩特和布莱弗德教授讨论全球金融危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G20峰会及IMF和世行改革。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尚未触底，G20是更有效的协调机制，IMF和世行需改革，亚洲代表性和影响力被低估。

## 一、详细说明 
 近日，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杨金林等访问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分别与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心布莱恩特（Ralph C. Bryant） 教授和布莱弗德(Colins Bradford) 教授进行工作会谈，并对全球金融危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G20峰会以及IMF和世界银行改革等方面进行了讨论。现将有关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一、关于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布莱恩特教授表示，虽然很多经济体和全球经济出现了一些令人乐观的迹象，但是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产出和失业最严重的紧缩时刻尚未到来。他指出，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及其金融部门的影响非常深远且可能持续，但是危机对发展中国家（除了重要的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因此，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仍将继续，危机可能尚未触底。他认为，全球很多经济体都出台了经济刺激方案，这是非常积极的举措。但是，全球市场的信心并没有恢复，各个经济体可能陷入新的困境。不过，由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水平（尤其是货币政策）比以前大幅提高，因此可能不会出现类似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政策协调更加急迫、更加必要，如何防止各个经济体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是国际协调的重点。 二、关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 布莱弗德教授表示，中国将是未来一个巨大的超级大国，美国已经意识到并作出了相关的政策调整。中美关系是未来几十年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建立最大发达国家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协调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中美关系协调中，尤其是中美经济事务协调中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是中美双方协调不同立场、关注共同关切等的有效渠道。奥巴马政府也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中美双边协调机制的必要性，因此SED将会是双方协调立场的重要机制。但是，由于奥巴马政府有新的关切，SED可能新增议题，比如气候变化新框架（采用碳税）等。布莱弗德教授认为，在定位上，SED是一个双边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应该局限在经济事务范围内，采取更加“聚焦”的方式关注双方的重点战略领域，而不能将该对话机制的议题范围不加节制地扩大化。另外，中国应该加强与国会的协调与合作。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大部分取决于国会的立场，而美国很多议员对中国不了解而且带有偏见，中国需要在这方面加强公共关系建设，SED以及其他协调机制才可能更加有效。 三、关于G20 布莱弗德教授认为，G20峰会将全球事务的处理机制从主要工业化国家（G8）扩展至更广泛的参与者，包括不同地区、文化和收入水平的重要国家，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复苏和处理其他国际事务的有效机制。G20峰会所代表的世界领导机制更具代表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布莱恩特教授也指出，美国可能认识到，G20是比G8更加有效的协调机制，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 两位教授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更加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各种事件的发生具有更加复杂的背景，双边的协调机制可能难以有效应对，多边框架可能更加有效。如果中国希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加积极、重要的角色，那么中国在兼顾双边的同时，更应该积极参与到多边机制中去。布莱弗德指出，G20目前可能会主要涉及基本的经济议题。他在介绍其参与英国财政部的研讨会情况后认为，在伦敦峰会上，应对金融危机（重建市场信心、协调经济刺激政策）、加强监管体系建设、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促进贸易融资和发展融资、深化全球治理结构改革（尤其是IMF和世界银行）以及国际协调机制建设等可能成为主要议题。伦敦峰会的成果可能会低于市场预期，但是至少会比上一次峰会更有成效。 四、关于IMF和世行改革 布莱弗德教授认为，在IMF和世界银行的现有框架中，亚洲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被严重低估，而欧洲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则被高估，但是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可能需要区别对待。比如，世界银行由于其专注发展领域，而且目前主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原则，其改革的迫切性可能没有IMF强烈，而且欧洲国家在发展援助等领域发挥了积极的甚至是主导性作用。在IMF的改革中，情况则是不同的，IMF更需要根据全球经济力量的格局进行改革。比如，在亚洲四个重要新兴经济体中，中国、印度、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在IMF中的投票权和份额都是明显低估的。 布莱恩特教授认为，在金融危机的促进下，IMF的改革可能需要加速。为了应对金融危机，IMF需要更多的资源，但是如果IMF没有一个明确的改革方向和目标，那么IMF很难获得新的资源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IMF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 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布莱恩特认为IMF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发挥特别提款权(SDRs)的作用，IMF可以通过SDRs向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而不需要改革IMF的条款和增加新的资源，这部分资金相当于2000亿美元。二是IMF向会员国借款，比如日本就向IMF提供了1000亿美元，国际社会期待中国也向IMF贷款。如果借款不力,有专家建议出售IMF持有的部分黄金以筹集救市资金。三是IMF应该调整其贷款的条件性，尤其是需要向低收入国家和某些新兴经济体注入资金。最后，从长期看，IMF需要解决资源瓶颈问题。 在IMF改革上，布莱弗德教授和布莱恩特教授都认为，IMF需要在投票权和份额、内部治理结构、机构领导人遴选、决策机制和强化特别提款权作用等方面进行深入改革。但是，两位教授都认为，不管采取何种复合指标衡量，美国在IMF中的否决权可能无法动摇，因此IMF改革需要美国做出很大让步，即IMF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但美国的决策更加关注其国会偏爱什么方案，而不是世界需要什么方案，加上欧洲也不愿意放弃其过高的份额、投票权和总裁位置，IMF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 二、引用与来源
- 原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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