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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_url: "https://www.afdi.org.cn/2009/0605/32584.shtml"
title: "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与美国智库专家会谈情况报告"
meta_description: "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北京分部拜会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伯格斯坦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莱德福、劳伦、普拉萨德，就替代账户、SDR、国际货币基金改革、G20、中美经济等问题进行讨论。伯格斯坦支持替代账户和发挥SDR作用，普拉萨德认为短期内美元主导地位不会改变。"
publish_date: "2009-06-05"
modify_date: "2023-11-30"
author: "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
publisher: "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
category: "AFDI动态"
language: "zh-CN"
priority: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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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与美国智库专家会谈情况报告
> 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北京分部拜会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伯格斯坦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莱德福、劳伦、普拉萨德，就替代账户、SDR、国际货币基金改革、G20、中美经济等问题进行讨论。伯格斯坦支持替代账户和发挥SDR作用，普拉萨德认为短期内美元主导地位不会改变。

## 一、详细说明 
 上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北京分部拜会了美国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IIE）主任伯格斯坦（Bergstan）、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高级研究员考林•布莱德福（Colin Bradford）、拉夫•劳伦（Ralph Lauren）、埃斯瓦•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双方就替代账户、SDR、国际货币基金改革、G2模式、G20、中美经济、货币政策调整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他们的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一、关于替代账户 伯格斯坦提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元危机发生之后,美国国内曾经讨论过国际货币基金替代账户的问题，美国政府曾对此持支持态度。但后来由于形势变化，美政府改变了态度，该议题最终搁置下来。 此次美国金融体系爆发危机，美元又一次面临严峻压力，替代账户也再次成为讨论议题。然而，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对替代账户并不热心，他坚称，替代账户对美国无益。伯格斯坦表示，替代账户对世界金融体系的健全是有益的，各方均可从中得到好处。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制下，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对美国不仅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如果使用替代账户，美国可以降低负面影响，欧元区可以缓解升值压力，新兴市场国家则可以实现储备资产多样化。 伯格斯坦称，不管替代账户在近期内是否可行，美元在世界储备货币中的相对份额都将下降，其他主要货币如人民币和欧元所占份额将上升。从这方面来说，替代账户增加了竞争，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健康运行。但在另一方面，也对主要货币带来了压力。 伯格斯坦认为，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建立和管理替代账户，这需要各国之间进行讨论协商。替代账户最终还应由国际货币基金来建立和管理，但以什么样的途径来完成这一过程，这一点目前还不明确。希望替代账户很快将成为国际讨论的重点议题。他认为应该首先在工作层就替代账户的技术细节问题进行研究，然后提交正式讨论。 二、关于SDR 伯格斯坦认为，中国提出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概念非常有建设性。他支持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从而解决当前美元既是主权货币，又是国际储备货币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SDR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的纸黄金，是各个成员国集体的财产，这也意味着共同的责任。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使用应该得到提高，这也是改革现有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第一步。 伯格斯坦提出，从历史上来看，德国、法国、日本都曾不愿将其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因为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而中国似乎正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而欧洲则对欧元是否成为国际货币似乎持中立态度。 拉夫•劳伦提出，当前国际社会对于特别提款权的讨论在概念上有一定程度的混淆。他特别指出，有两个概念需要区别开来：第一，SDR作为储备资产；第二，SDR作为交易工具。第二个目标实现的难度更大。目前应该着重强调第一个目标，并应将二者区分开来，从而增加SDR在更大范围内使用的可能性，并由此开始降低美元在储备货币体系中的比重。 劳伦认为，人民币要实现第一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SDR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中国、印度、巴西将受益最多。SDR代替美元、主导储备货币体系，并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各主权政府通过协商和角力，完全可以达成这一目标。当然，改革初期来自美国的阻力会很大。 埃斯瓦•普拉萨德则认为，SDR作为储备资产是一个敏感议题。各个国家间会因此产生利益冲突，它还会造成某些国家主权货币（如新兴市场国家等）边缘化。一般认为，在短期内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不会发生变化。 三、关于国际货币基金改革 埃斯瓦•普拉萨德表示，就国际货币基金机构改革问题，中美之间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欧洲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改革的阻力很大。因此，中美需要多沟通协调立场，以推进改革进程。 埃斯瓦•普拉萨德提出，目前伦敦峰会之后国际货币基金资金来源问题已比两周前乐观。欧洲国家将向国际货币基金提供更多资金，美国的注资也已进入法律程序。 拉夫•劳伦提出，欧洲近期承诺为国际货币基金提供1600亿美元资金，而非之前的1000亿美元。表面上看，这似乎很奇怪。其实际原因与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不愿降低其持股比例密切相关。从这方面来说，中国应更积极主动购买国际货币基金债券，并扩大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的捐资规模。 谈到中国对于国际货币基金投票权结构和决策程序改革的要求，考林•布莱德福认为这是合理的要求。但他表示，中国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的投票权分配应与各国经济实力相匹配，只有这样，中国才会考虑提高对国际货币基金的长期捐资规模。然而，捐资是投票权分配的前提条件，如果中国不投入大量资金，中国的发言权就不可能提高。 对于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中的“否决权”问题，考林•布莱德福同意，这个问题最终需要解决。但是，对于国际货币基金改革各方都须考虑到方案的可行性，现在就探讨“否决权”有点操之过急。一方面，美国在实践中很少使用“否决权”；另一方面，对它的改革涉及到国际货币基金章程的修订，美国政府要经过国会授权后才能同意修改章程。基金改革只有将所有的议题都摆到桌面上讨论才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这可能涉及短期和中长期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四、关于G2 伯格斯坦最早提出G2概念是在2004年4月份。他与前德国副财长Caio Koch-Weser共同提出，以一种新的“G-2”协商机制处理美国与欧盟经济关系及合作。在这一模式下，美欧通过来自不同层次官员之间的协商，处理越来越多的经济议题，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该机制在扮演全球管理者的角色时，是以非正式形式进行的，并未替代任何现有机制（如G7/8）。 2004年底，伯格斯坦初次提出了建立中美两国间G2的概念。其后，2005年2月上任的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立克启动了与中国部长级别的对话。2007年，前美国财长保尔森将这种交流提升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2008年7月份，伯格斯坦在《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上撰文，明确提出，在全球经济事务上，美国必须视中国为主要合作伙伴，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放在其战略首位。中国是新兴经济大国，只有G2模式才能赋予中国与之相匹配的角色，并在全球经济秩序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他也表示，考虑到其他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敏感反应，中美两国不宜公开使用G2这一名称。 伯格斯坦还指出，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并不容易，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是，中美所共同面对的问题都极其重要，即便是取得部分进展，也是非常值得的。而G2模式是否可行，只有通过试验才能知道。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框架协议的谈判为试验G2模式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伯格斯坦强调，G2的目的并非排除其他国际合作机制，而是促进其他机制顺利进行。G2 是非正式的，并不需要予以冠名，实际上正在进行的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就是这样的一种对话。G2意味着中美两国尽可能地找到共识，将共识扩展到一系列广泛的议题上，并推动国际间各种机制更加有效运行。 伯格斯坦表示，美国新政府主导的经济与战略对话与以往的对话不会有太多变化。但G2在未来有可能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如奥巴马下半年访华，G2则可能升格为首脑峰会。不管怎样，中美都不宜宣传G2的概念，只需体现在行动上即可。 五、关于G20 考林•布莱德福认为，G20峰会不仅应涵盖金融危机的议题，也应讨论其他重要的全球性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法治、反恐、发展等问题都应借助这一平台寻求全球性的解决方法，其中，气候变化问题极其紧迫。 伦敦峰会之后，在短期内应确保峰会兑现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各成员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长远目标则是解决逆差国家，特别是美国，与顺差国家，特别是中国、日本和德国间的失衡问题。目前的短期财政政策应对还没有触及失衡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又难以解决。 考林•布莱德福表示，伦敦峰会的后续行动，当前亟需考虑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与国际货币基金的关系如何处理、国际货币基金补充资金来源、以及筹资方式等。 伯格斯坦表示，G20目前仍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教训。未来的副手会、工作组会议可能会讨论一些具体问题。替代账户议题在G20财长会上可能有所涉及，但在近期内，还不太可能进入G20峰会的议程。一个可行的途径是成立新的金融秩序工作组或替代账户工作组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伯格斯坦也认为，下次G20峰会应涉及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议题。但是，他强调，在探讨气候变化问题时，必须特别关注气候变化与世界贸易体系之间的关系。气候变化有可能给贸易保护主义提供借口。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时，需要处理好与之相关的责任分担和融资等问题。 六、关于中美经济 伯格斯坦认为，美国经济有可能已经开始触底回升。但他补充称，美经济学界对此仍有不同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经济在历史上的每次衰退后，都会经历一种V形的恢复，此次危机也不例外。因此，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会快速回升。悲观的预期是，美国经济走势将呈现W形，最终走出危机阴影还取决于私人储蓄率的未来走向，从目前形势看，美国经济有可能会遭遇二次衰退。 伯格斯坦表示，他更看好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恢复，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他强调，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仍存在诸多问题，我们需密切关注大规模政府投资支出在未来有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虽然通过投资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刺激的效果比较快，但它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明显，有可能会加剧经济结构已有的缺陷，给未来的调整带来更大困难。 七、关于失衡和货币政策调整 伯格斯坦称，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他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担忧有所加深。他认为，失衡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他并不认为责任在中国，大量资本流入美国助长了低利率水平，各种鼓励投资的刺激因素在客观上促使危机发生。世界各国在未来应共同避免经济失衡。 当前的有利条件是，美国的贸易赤字持续下行。不利的条件是，中国的顺差几乎与美国的赤字相当。与之类似的是，2008年美元升值，人民币也随之升值；近期人民币停止升值，美元则贬值。如果后一种情况持续下去，全球失衡还将加剧。 伯格斯坦认为，中国的稳定汇率水平实际上是相对于美元的稳定，人民币在实际意义上仍然是被低估的。如果中国继续钉住汇率的政策，最好是钉住一篮子货币，而不仅仅是美元。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联储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伯格斯坦对此表示了担忧。这种政策很有可能会矫枉过正。如何选择恰当的时机收紧货币政策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日本在这方面有教训。在经济出现复苏迹象后立即收紧货币，又造成了相反的效果。总之，他认为美联储过去犯了错误，未来未必不犯错误。

## 二、引用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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