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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_url: "https://www.afdi.org.cn/2009/1203/32613.shtml"
title: "前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康德苏 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meta_description: "2009年11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康德苏在北京大学演讲，主张抓住机遇建立全新国际货币体系，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作用，使其最终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他回顾SDR改革历史与失败教训，指出美国须认识到强化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性。"
publish_date: "2009-12-03"
modify_date: "2023-11-30"
author: "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
publisher: "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
category: "AFDI动态"
language: "zh-CN"
priority: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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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康德苏 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 2009年11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康德苏在北京大学演讲，主张抓住机遇建立全新国际货币体系，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作用，使其最终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他回顾SDR改革历史与失败教训，指出美国须认识到强化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性。

## 一、详细说明 
 11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展望”国际会议上，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发表主旨演讲。康德苏表示，当前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机遇，应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以下简称SDR）的作用，使SDR最终成为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储备货币。康德苏回顾了SDR改革的相关历史，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出建议。现将其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可行？十五年来，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显然持否定态度。但是，国际形势瞬息万变，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人们重新想起，SDR在全球流动性普遍紧缩的时候，可以是一个有效的应对工具。G20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缺陷，完善监管和运行机制。中国近期提出一系列重要分析和建议，指出国际货币体系不仅需要改革，还需要可以保证全球金融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国际储备货币。 这并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现实情况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能再犹豫和耽搁了。过去五十年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创造一种核心储备货币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但都失败了。当前，根据国际金融的现实背景，建立更具适应力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完全可行的。在这个体系中，新的SDR将是核心工具。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历史上的努力和失败 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将军首次对美元霸权提出批评，称美元被赋予了“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这一批评打破了国际争议中的一大禁忌，它的雄辩性也震动了国际社会。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康德苏认为这一指责过于犀利，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忽视了美国通过发行一种通用货币给国际社会提供的服务。公平地说，这种指责使得一个原本在技术上就很复杂的问题过于政治化。 作为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无法解决它所面临的特里芬难题。也就是说，美国无法在实现国内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充分满足其他国家对储备货币的需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国际社会仍然主要依赖美国为其提供储备货币。这也意味着，国际社会永远面临着储备资产过多或过少的风险。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与我们通常的误解不同，在60年代、1974年的“20国委员会”上以及在70年代末期当时G5集团的讨论中，美国都积极参与了有关储备货币多元化的讨论，也含蓄承认了美元所肩负的双重责任给世界以及美国自身带来的担忧。 1965年7月，美国新任财长亨利•福勒(Henry Fowler)提议就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召开国际会议。不久，“十国集团”的财长获得授权承担“应急规划”以“确保未来的储备需求得到充分满足”。这一措辞在今天随处可见，并应在2010年下一次G20峰会公报中出现。不幸的是，其后的所有国际谈判都未能实现最初的目标。 这些失败的经验留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如果各国希望以有效方式建立国际货币新秩序，所有国家，包括美国都必须认识到，以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国际储备货币来强化国际货币体系至关重要。只有达成这个共识，才能使得主要国家，包括美国，至少部分放弃它们基于主权的国家优先权，从而有效弱化蒙代尔不兼容三角 的限制。 事实上，这些争议随着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SDR来补充官方储备而暂且告一段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章程》中加入了第八条第七节，将SDR定义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储备资产。1979-1981年，SDR初次分配93亿，第二次分配121亿，远未实现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的目标。其后的所有努力也因种种原因而搁浅。 障碍是什么呢？在早期有关SDR的激烈探讨中，有一方支持增加SDR分配，而更多持怀疑态度的央行和政府则担心可能的通胀风险。双方之间的猜疑和对立在讨论中进一步加深。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提出将SDR与发展援助联系起来，这进一步激化了原先的对抗。只有在超过85%的成员一致认为是符合“长期全球流动性需求”的情况下，才能分配SDR，这一核心理念使分配SDR的共识难以实现。因为即使是在面临严重流动性问题时，它们是否具有长期影响总会受到质疑。这种情形对于几乎三分之二的成员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来说，都是令人沮丧的。 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为38个成员国（主要是在90年代加入基金组织的东欧国家）进行SDR分配，但这次210亿规模的分配直到2008年9月才得到批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平均外汇储备还不到八周的进口额，远低于公认的三个月进口额的合理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获得足够支持来减轻这些国家的困难。要提高这些国家的储备水平要么从市场上进行昂贵的借款，要么压缩国内需求、限制进口和未来增长。对于前者，很多国家没有进入渠道，后者又会损害它们的发展。康德苏一直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应该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应该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好的服务。事实并非如此。 是否符合“全球长期性需求”这种过于概念化的讨论掩盖了全球流动性无序供给的两个危险后果：1）美国和部分国家积累起与它们的需求并不相符的巨额国际收支赤字和盈余；2）多种潜在因素，包括某些国家改变储备货币构成，导致美元币值急剧波动的风险在增加。第一个后果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在没有任何监管机构来保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的情况下，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部分原因。全球失衡在未来几年内仍将存在，G20议程必须优先考虑如何创造一种有序运行机制，使全球流动性水平与各国需求变化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危机再次发生。有些国家已经开始进行储备多元化的努力，如俄罗斯于今年内大幅增持欧元，减持美元资产；印度近期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200吨黄金等。国际货币体系需要进行大胆改革，SDR在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当前正是进行改革的重要机遇。 二、2010年改革机遇期 金融危机本身以及各国空前合作来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的努力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创造了合适的环境。过去几十年间的许多争议在今天看来都无关紧要，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各国领导人以更务实的态度采取措施来最大限度地消除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行了全球金融史上最全面的一揽子改革。与此同时，还必须同时解决全球储备货币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的问题。当前各国合作和改革的势头有助于我们跳过之前的障碍并取得成功。 合作氛围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已促成2500亿美元SDR的分配。此次分配的规模表明，基金组织的各成员国已经作好准备为SDR赋予新的活力。此外，还有其他提议正在酝酿中，以确保此次分配收到预期效果。法国与英国已联合提议各自出借20亿美元的SDR，来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低收入国家的贷款支持。该提议一方面可以帮助减轻最贫穷国家的困难，另一方面可以扩大SDR的应用。其他主要国家应加入这一行动。 中国对SDR改革的建议和表态是积极有益的。值得强调的有两点：1）当前解决国际储备货币缺位问题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2）SDR应该供给灵活，能根据需求变化及时调整，独立于任何单一国家的经济形势和主权利益，具有“币值稳定，发行合规，供给可控”的特点。显然，如果G20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SDR进行上述改革，那么这将对实现全球及金融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当今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SDR达成共识。否则，历史不会原谅他们。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措施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任务相当艰巨，需要各方在整个过程中通力合作。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改革倡议的提出和推动也应把握好时机。最先提出的倡议可能并不够宏大，但只要它们是以实现最终预期目标为出发点，就有助于保持改革发展所需的动力。启动改革进程，可以同时从以下三个方向着手：1）为SDR设定比当前更重要的角色；2）重新思考有助于储备多元化的替代账户的潜在作用及形式；3）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改革。 （一）扩展SDR的作用 SDR改革首先应考虑的是扩展现有的货币篮子，不仅包括美元、日元、欧元、英镑，还应加入人民币、印度卢比、巴西雷亚尔等主要货币。正如中国央行行长所建议的，SDR改革应建立如下路线图： 1）打破SDR当前仅用于官方储备的限制； 2）使它成为国际交易接受的支付工具； 3）及时推动私人市场的发展； 4）鼓励重新创设以SDR计价的金融资产； 5）促进私人市场中SDR的定价，使它能够对成员国储备货币的需求做出回应，逐步使SDR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锚,最终成为世界货币；正如欧洲货币单位（ECU）最终成为欧元，SDR将成为全球储备货币（GRE）。 （二）重建替代账户 替代账户是有助于实现储备多元化的重要工具。1980年替代账户被最终放弃，但这次失败不应对现在的各国政府造成影响。他们应重新考虑这个议题。当时，各方几乎就要达成协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各成员国的汇率风险分担。美元持有者、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谁应该承担这个风险呢？康德苏认为，最为可取的是采取完全多边化的方法，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承担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黄金储备和份额，肩负着监测国际货币体系并促其稳定的责任。与此同时，各成员国应对其提供坚定支持，承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遭遇金融困境时，提高各自份额。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职责，与其对主要货币的监测角色相一致。未来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建立由实际资产，比如资金池来支持的体系，这也是中国的提议。但在近期内，这一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中国提出，“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授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中管理不仅有助于增强国际社会解决危机的能力，保持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还将极大增强SDR的作用”。这一大胆提议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创者的创新之举并无二致。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改革 为保证国际货币体系流动性的有序合理供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进行重大改革，并加强全球流动性监管能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任命，南非前财长特雷弗•曼纽尔(Trevor Manuel)担任主席的名人委员会(Eminent Persons Group)对基金组织改革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1）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授权 从汇率扩展至一定范围的宏观经济政策、审慎性议题以及金融溢出效应。资本账户也应涵盖其中。 2）建立极具政治影响的由财长和央行行长构成的委员会 ，为各国协调和制定关乎全球稳定的战略决策提供平台。 3）加快份额改革进程，修改章程，取消指定席位，为实现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席位合并创造条件。这一点非常重要，有利于加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和执董会的结构调整，反映当前各国的经济现实。 以上三点最为关键，以下其他措施则可以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效率： 4）赋予基金管理层实施完成针对单个成员国监测的权利，增强基金管理层的责任。 5）基金执董会的定位从日常运行决策提升到就战略议题为理事会提供建议，发挥监督职能，对基金监测进行监督和评估，就贷款和金融决策承担更多责任。 6）将基金组织通过重大决策所需至少85%的投票权门槛降低到70-75%，也就是在实际意义上取消了一票否决权。考虑扩大双重多数投票制的应用范围，确保有关基金组织整体的决定得到多数成员国的支持。 7）为基金组织总裁和副总裁的任命引入公开、透明、择优的选择程序。 以清迈倡议为代表的区域货币合作努力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取得成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倡议并非是与基金组织所代表的国际体系相竞争，相反，它们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与之类似，欧洲国家在国际货币事务上用一个声音说话的努力也是非常有益的。 以上这些建议综合在一起，可以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发挥稳定作用的锚--SDR，以及它所需要的新机构—改革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变革是个长期过程。以欧元为例，它的诞生是一个极其谨慎、逐步淘汰的过程，每一步都是为所有成员国的利益服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同样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未来很多年，甚至几十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将一直处于过渡阶段。但是，当前我们必须抓住改革的有利时机，引入重大变革，才能取得成功，建立国际货币新秩序。

## 二、引用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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