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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_url: "https://www.afdi.org.cn/2009/1224/32619.shtml"
title: "气候政治模式影响下的新格局 ——“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国际关系"
meta_description: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结束，虽未通过法律约束力协议，但预示气候政治模式成为国际关系重要因素。文章分析后哥本哈根时代美欧、基础四国等博弈改变南北关系，发达国家分化发展中国家，中国地位提升，联合国作用被削弱。"
publish_date: "2009-12-24"
modify_date: "2023-11-30"
author: "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
publisher: "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
category: "AFDI动态"
language: "zh-CN"
priority: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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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政治模式影响下的新格局 ——“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国际关系
>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结束，虽未通过法律约束力协议，但预示气候政治模式成为国际关系重要因素。文章分析后哥本哈根时代美欧、基础四国等博弈改变南北关系，发达国家分化发展中国家，中国地位提升，联合国作用被削弱。

## 一、详细说明 
 2009年12月19日，历时13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结束，与会国达193个，参加首脑120位，代表人数也达到了创纪录约25000人。虽然会议没有通过类似《京都议定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强制性安排，但是会议的曲折进程及其推出的《哥本哈根协议》却预示着一个新的国际关系时代已经来临：在气候政治因素作用下，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悄然发生着转变。对此，我们应当予以必要关注。 一、“后哥本哈根时代”显现新的国际关系格局 1、气候政治模式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 气候政治模式在新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核心是以国家发展利益优先。围绕这一核心，既有的国际关系正在发生转变。 气候谈判从表层次看是在讨论如何实现气候危机温室气体的治理，更深层次的问题涉及到各国竞争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即关系到未来技术条件下国际体系权力的转移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欧美发达国家气候谈判的实质是试图通过占有未来新能源技术和市场，最终实现对低碳经济的控制，一方面获取高额碳税，一方面可以通过税收壁垒和低碳技术壁垒制约发展中和新兴经济国家。因此，“后哥本哈根时代”，治理气候危机将与克服金融危机一起合并考虑，既是目标也是路径，解决良方在于转型到低碳经济，气候治理背后也有各国争夺世界经济主导权的较量。 2、后危机时代的挑战与气候政治模式正在塑造新的国际关系格局 (一)气候政治因素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关系。首先，南北问题，即西方发达国家与以77国家集团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阵营对垒，变成全球气候政治主导下的美、欧盟、基础四国(中、印、巴、南)、伞状国家、海岛和雨林国家的博弈。其次，基础四国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代表77国集团成为与发达国家抗衡的重要力量。此次会议虽未达成实质性成果，但最终却是因基础四国积极努力而避免了毫无成果的最糟糕局面。第三，基础四国+美国的磋商方式与G20取代G8一样成为明确的信号，标志着无论是应对席卷全球的经济风暴，还是解决全球气候问题，忽略或者离开新兴经济国家力量及支持都将一事无成。气候政治无疑强化并确立了新兴发展国家的地位，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关系格局已经发生复杂变化。 (二)发达国家分化发展中国家集团。在以“77+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结为一方后，发达国家通过个体利益差异强调不同“亚利益集团”的各自特性及诉求，力图各个击破，削弱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谈判能力。由于这些“亚利益集团”在气候变化中受影响的领域和程度不同，观点存在差距，特别是产油国家与发达国家有着长期的贸易联系，并且直接受到节约能源的新技术以及清洁能源、生物能源的冲击，而极端贫困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又长期接受发达国家的援助，对后者有着很强的依赖性。美国、欧盟、伞状国家组成梯队以“集团作战”的方式渲染“中国责任论”、“基础四国污染论”，导致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相互猜忌和不满。 (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成为“中国的世界”。中国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交叉纷织，作为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全面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国”。哥本哈根会议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再次予以充分肯定，其出色表现获得了全球广泛关注。首先，中国宣布不附加条件的自主限排，限排力度让人印象深刻。第二，中国庄严承诺自主限排受到法律和媒体的监督。第三，愿将国际减排援助优先让给最弱势和不发达国家，赢得第三世界的普遍尊重，表现较高的姿态，树立了威信。这表明高速发展的中国不但充实了第三世界的整体力量，又与新兴经济体保持了广泛的一致性，在改变世界重大历史进程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也由此成为“中国的世界”。 3、联合国的作用与影响正在被削弱 哥本哈根会议及其结果表明，联合国在解决国际敏感问题上的作用与影响正在被削弱，新兴的政治经济框架往往能迅速取得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联合国主导作用降低，更多是发挥程序上的组织作用。此次会议是联合国组织召开的，按照联合国的要求，气候协议的达成必须建立在与会193国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但因各国的情况和要求迥异，大会陷入无止境的磋商和调停，有关框架协议未能达成。最终协议恰是由美国和基础四国临时性联合介入，几乎在联合国架构外达成的，标志着联合国在气候问题上主导性降低。 (二)以联合国全体协商机制为框架基础的谈判前景遭到普遍质疑。欧洲国家官员认为，此次会议的不成功令联合国系统本身受到严重质疑，而美国学者也指出，会议结果凸显多边机制的脆弱，联合国会议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各大国可考虑通过G20峰会等机制达成气候协议。 (三)“联合国主导气候谈判地位被削弱”的担心已经产生。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执行秘书德波尔则坚持多边机制，他表示如果是在G20机制下，温室气体排放少却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小国将被忽略。巴西则表示，少数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起推动作用，但会因缺乏普遍性和合法性难以达成协议。岛国联盟也强调，联合国的机制是安全的，人们应在大会结果基础上重塑信心，并继续围绕这一机制进行合作。 4、中美合作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后危机时代新的国际关系调整过程中，中美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主导力量。哥本哈根协议最终出台从而避免了全面失败，主要是“基础四国+美国”的临时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基础四国里，中国则是核心力量。事实上，整个哥本哈根的节奏和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的主导。中、美的观点和立场在相当层面上代表了两大不同阵营的立场，中美合作及其走向将在更大程度和更广范围内影响世界新秩序的发展进程，这一点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二、“后哥本哈根时代”国际关系格局发展趋势 1、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鸿沟加大 会议期间披露的“西方国家决议草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制定了歧视性的人均排放目标，并将融资拨款权交付西方主导的世行。这表明：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抵触；二是发达国家力图获得气候谈判的绝对话语权，违反了平等对话原则；三是发达国家不遗余力想削弱联合国作用，置发展中国家于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更加不利的位置。 2、民间国际组织将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一)推动了将气候变化问题列入联合国重要议题的进程。作为最早提出气候变化概念的机构，绿色和平组织在将气候问题列入联合国重要议题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年生效的旨在消除有机污染的《斯德哥尔摩公约》、2005年生效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以及巴西政府保护440万公顷的亚马逊雨林决议背后，绿色和平组织都是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同时该组织还强调，气候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协力解决，从而具有广泛的全球影响力。 (二)从外围走向前台，并用特有的方式敦促各方达成协议。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全球共有450多家民间国际组织组成了“气候行动组织”。在会场，该组织每天都会出版刊物，报道并分析会议进程。同时，他们还直接与各国谈判代表沟通，以更为国际化的视角提出意见，并以不同寻常的灵活性及创意，将全球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引向那些可能阻碍谈判进程的“绊脚石”，发挥了“院外党团”的强大影响力。12月12日，他们发起由来自全世界136个国家、884个非政府组织的3万多人举行的示威，指责发达国家应对因气候变化而遭受痛苦的发展中国家负责。这些活动及其造成的影响对于最终协议的达成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促使气候变化问题探讨向其它领域扩展。随着全球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加入气候谈判会场的民间国际组织也逐渐多元化。除了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民间国际组织，以消除贫困、保障妇女权益、人口问题等为主要工作内容的民间国际组织也加入进来，将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推广到更多边的范围。 3、通过“具有承诺性质的强制性安排”的前景并不乐观 (一)部分让渡主权形成强制性安排触及多方的底线。此次会议，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以当前利益为先。发达国家强调碳税和核查准则，意在控制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不断强调自身的合理发展，指责发达国家的过度发展及历史排放。美国、欧盟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先发优势，坚持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强制性减排核查，实际上就是要求后者让渡部分主权，触及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底线，故而遭到强烈抵制。 (二)具有法律效用的《京都议定书》实际作用已失，《哥本哈根协议》却无约束力。这次会议没有实现为“后京都时期”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安排的宗旨。《哥本哈根协议》以“注意”而非“通过”的方式形成，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协议没有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13-2020）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其减排承诺也不足以把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2°C之内。这两个致命弱点导致《哥本哈根协定》无法在2012年之后接替《京都议定书》，等同于宣布后者执行失败。 4、中美间的合作状态将对“后危机时代”世界新秩序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中美作为第一和第三大全球政治经济体，在后危机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在众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中美分别代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利益诉求，两者的合作状态对世界新秩序的发展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无论是共同面对金融危机，还是着手安排气候变化对策，抑或是地区性安全问题，中美携手可以实现最大的利益价值和最低的政治成本，是维护双方全球利益的需要，也有助于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环境的稳定。 三、思考与对策 1、敏锐洞察新形势下的国际关系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史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它源于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却在短时间内以风暴速度席卷全球，对各个经济体造成程度不同的破坏和压力，也催生出新的经济合作形势，重塑了世界地缘政治。气候变化虽然目前还未以爆发的方式危及全球，但是它必将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改变人类文明。哥本哈根与会各方也因气候政治的因素结成新的利益联盟，后危机时代的国际关系在气候政治模式下开始新一轮的调整。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在重大国际问题和危机面前置身事外，而以何种方式影响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发展进程是中国不可回避的挑战。因此，需要我们以敏锐的洞察力对“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国际政治关系格局以及“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关系有一个更为清晰的全面认识。 2、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合作 中国的快速发展令中国拥有了全球利益，涵盖全球的政治、安全及经济利益正成为中国国家利益中的组成部分。对自身力量及在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变化，中国应有更为深刻的认识。美国《时代周刊》将中国工人和央行行长周小川收入“2009十大人物”，并指出正是中国“保八”目标实现，才令世界经济有更大机会走出低谷，实现复苏。中国力量和地位已经不止一次通过各种方式得到全球认可。如何把握并利用好这一种优势资源对中国将是新的考验。我们应当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双边和多边交往，利用各种多边机制引导并打造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令中国的全球利益得到充分尊重和维护。同时，在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中求同存异，努力开拓共同利益面，在不出让主权等根本利益的情况下，创造更多的富有成效的合作局面，实现互利和共同进步。 3、准确把握低碳技术可能引发的“第四次浪潮” 29年前，美国未来学家阿•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一系列新技术正在崛起，形成电子工业、航天工业、海洋工程、遗传工程四组相互关联的工业群。它们“将有大的发展趋势，并且很有可能成为第三次浪潮的工业骨干”。如今，以电子信息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浪潮造就了欣欣向荣的当代工业文明，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式也面临着自然界的挑战。 气候和能源危机催生的低碳技术很有可能继电子信息技术后带来以低碳经济为特征的“第四次浪潮”。它将从人类文明安全发展模式的前瞻视角出发，开辟出新的技术领域，拓展新的市场空间和利润增长点，形成庞大的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和绿色GDP。其核心涉及能源技术、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如能准确把握“第四次浪潮”的脉搏，必将为中国实现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提供最佳转型机遇。 4、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我们也应正视市场调节对于气候问题的重要作用，充分理解并调动市场配置资源在推动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积极效用。 通过对碳排放产出过程分析可以发现，全球对原油及煤的需求量占整体能源需求60%以上，而原油及煤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污染最为严重。如果削减排放，依赖煤、油传统能源的企业成本上升，势必影响盈利能力。市场反应和企业抗议对各国政府构成压力。 以技术进步、产业政策布局等方式来影响市场、引导市场，最终令企业意识到，通过节能减排更能节省成本，增加盈利空间，则可将来自市场和企业的反作用力变成推力，从而有利于在气候危机挑战下采取共同一致的积极行动，迎接可能来临的第四次浪潮的挑战。

## 二、引用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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