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泰国“红衫军”运动的思考
5月21日，长达数周的泰国“红衫军”暴力示威活动基本平息。但平息并不意味着结束。泰国城乡发展鸿沟依然存在，相关利益群体的政治冲突并未消失，有人甚至称“红衫军”将转入地下，待机暴动。鉴于泰国在东盟中的地位以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其政治动荡必定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及其与周边国家的合作。鉴于此次运动所引发的诸多联想，我们做了一些思考。
一、“红衫军”运动始末
2006年9月他信遭遇军事政变被迫下台后，泰国政坛进入多事之秋。“红衫军”运动是泰国农民和低收入阶层，即他信民粹主义政策的受益者，要求政治公正和社会福利的力量展示。“倒他信”的“黄衫军”与“挺他信”的“红衫军”间轮番斗争，体现出不同利益群体试图通过极端事件施加压力，博弈社会资源占有权和政策制定权的政治动机。但对泰国整个国家来说，这是零和博弈。
（一）他信政府起落
他信当政期间采取“草根经济”政策，使占泰国人口70%的下层民众深深受益，因此在民选中大获全胜，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完成4年任期并连任的民选总理。
但他信的民粹主义政策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加之急于求成地推行，其改革缺乏必要的缓冲期，因此，对农村地区的大幅度财政倾斜以及公务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严重影响了城市官僚集团和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也引起了他们对国家财力的担忧。而他信试图控制军队并削减军费的做法也挑起了与泰国军队的矛盾。
2006年9月19日，军队走上前台发动政变，将他信赶下政坛。此后，“黄衫军”经过两年多的持续街头抗争取得了政治斗争的胜利。以军方为主力，城市中产阶级为先锋，官僚集团为支持的“反他信”力量掌握了行政权，2008年12月下议院大选，在王室、法院和军方支持下的民主党领导人阿披实当选为新总理。
（二）“红衫军”政治示威
“红衫军”以阿披实与赶他信下台的军方势力有关为由发起抗议活动。2009年2月，泰国最高法院判决他信以权谋私，没收其14亿美元财产，“红衫军”示威浪潮因而再次掀起。2009年4月，“红衫军”的示威活动开始出现暴力倾向，导致当月举行的东盟峰会被迫取消，而且在与警方的冲突当中造成人员伤亡。今年3月的这次示威造成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共致88人死亡，1885人受伤，30亿美元直接经济损失。
目前泰国社会分裂仍未缓和，“和解路线图”的具体操作情况尚不明朗，“红衫军”运动是会引发新的暴力轮回还是会推动泰国实现民主突破仍玄机重重。
二、原因分析
（一）民主制度不健全是冲突的直接诱因
无论是“倒他信”的军事政变，还是“红衫军”的暴力冲突，都体现了泰国社会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和民主精神的缺失。在深受佛教观念影响的泰国社会里，脆弱的民主思想在缺乏政治文化认同的土壤中摇摇欲坠，“难服”泰国文明“水土”。
受传统文化影响，泰国人的权威观念很深，人们对民主制度缺乏敬畏之心，民主的尊严和效率因此大打折扣。在泰国社会中，军事政变已融入民主政治生态；在民主国家里至高无上的宪法，因由政变的军人政府拟定而导致国民的漠视；泰国国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微妙而富有决定性的作用；很多中小政党建党的目标并不是主政，而是想通过参政选票来谋取财富。
从泰国的政治动荡中可以看到泰式民主有形无实。公民遵纪守法的素质和警戒心尚有不足，政党领袖缺乏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审视和处理利益纠纷的荣誉感和责任心。
（二）城乡贫富分化是泰政局动荡的社会根源
泰国在经济政策上严重向城市发展倾斜，忽视了农村改革的进行。“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方略使农村地区负担了沉重的经济发展成本，却与城市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占人口约30％的“精英阶层”控制了泰国80%至90%的财富。公民待遇严重不公导致社会阶层断裂。城乡贫富分化严重是泰国政局动荡的根本原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泰国在解决绝对贫困方面成果显著，而相对贫困却更加严重。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从1961年的28亿美元提高到2007年的2446亿美元，全国贫困率从1961年的57%下降至2007年的8.48%。但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却在持续拉大。从城乡差距来看，2007年，泰国农村地区贫困率为12.04%,远高于城市的3.62%。泰国城市化率30%，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泰国85%的工业集中在曼谷及其周边地区，而占全国总人口50%的广大东北部和北部地区只有不足12%的工业。从收入差距来看，2007年泰国20%最富裕者占国民财富的比重在28年间上升了5.6%，而20%最贫困人口所占比重下降了1.51%。基尼指数从1992年的最高点0.536回落至2007年的0.499后居高不下。泰国北部、东北部和南部农村地区家庭负债率上升，公共医疗服务欠缺，儿童营养不良问题在北部地区突出。
（三）政治决策不能反映民众的意愿和利益
泰国的政治、经济结构缺乏包容性。随着草根阶层的壮大和农民政权参与意识的觉醒，他们要求分享国家经济发展的“红利”，渴望融入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在制定国家决策的过程中有自己选举的代表。但现实并非如此。泰国巨大的城乡鸿沟将他们横亘在政治经济构架的另一端。
泰国，占人口70%的农村民众缺乏基本的政治话语权和经济、文化生活的参与权。泰国政坛往往在选举时才会想起农村票仓，通过地方票头收买选票。而泰国小党林立的政治格局使农村选民无法寄希望于民选议员能够真正代表其民意。相比之下，城市中产阶级紧靠权力中心，可以通过诸多正规或非正规的途径向政府施压，如街头示威和政治游说等方式。对农民群众而言，进城本身就是沉重的负担，况且他们人数庞大又受到浓重轻视。
他信组织的泰爱泰党使农村民众找到了政治利益上的互补伙伴。泰爱泰党通过获得农村选票可以保持政治优势，有望实现“一党独大”独揽政权，而农村民众则可以通过遍布全国的泰爱泰党反馈意见，并享受他信“草根政策”的拨款。他信的民粹主义使泰国农民找到了参与权力的新途径。
“红衫军”运动反映出政府在制度建设上缺乏维护城乡公平，可以使农民群众反映集体诉求的机制。这最终导致无法有效引导和疏通社会矛盾，对立情绪上升，示威活动失控，威胁了社会安全。
三、几点启示
泰国的经验教训并不仅是政治制度方面的，更是因为其经济发展的发展成果未能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村的广大弱势群体。公平和正义以及体面的生活必须通过分享经济发展结果来实现。泰国经济发展曾带来许多经验，但社会分配不公带来的教训更加深刻。“红衫军”运动影射出泰国内部亟待破解的社会公正问题。泰国红衫军运动带给泰国消除城乡鸿沟，构建公平社会的警示。
同时，应积极关注泰国政局走势，应对好其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合作的影响，持续深化经贸合作，巩固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地缘政治基础。
（一）消除城乡差距，促进持久平衡发展
泰国的动乱应引以为鉴。近年来，我国为解决“三农”问题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长期以来，我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从1993年中央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兼顾效率与公平”，这些提法的转变体现出国家在经济取得一定发展成果后的政策调整。
目前我国政府逐步推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保障性住房政策以及农村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等举措，已在改善农村福利、刺激农村经济方面取得成效。在充分肯定已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虽然我国城镇与乡村的人口比重差别正在逐渐缩小，但我国城乡差距依然严重：城市人口人均收入约为农村人口收入的3.3倍；农村居民的人均购买力比城市居民购买力低三分之一；2009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3597万人，相当与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数量；城乡户籍制仍严重制约农村居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均等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在话语权方面农村人口也处于弱势。
应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农民收入，尽快缩小城乡差距，保证社会健康、持久、平衡的发展。
（二）构建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和规则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指出: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目前我国社会还存在很多不公平问题，穷人和弱势群体在我国社会中还有相当的比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利益多元的社会结构日益凸显，有些地区社会不公导致的分化日益严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应建立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和规则，以正确处理好多元利益格局，避免“社会结构固定化”的危险。通过推进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使人民有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机遇”；通过协商机制以及各种参与机制，使各个利益群体都有行使话语权的途径。选举法已将城乡“8：1”的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规定修改为“4：1”并即将实现“1：1”，这使我国社会城市和农村群体都能够平等地选派代表进入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自己的利益，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三）继续关注泰国局势走向
泰国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英国在1640年确立议会制，而实现普选是1969年；美国1776年在独立宣言中指出人人生而平等，但普遍平等选举是在1971年实现。而泰国确立立宪制以来仅有76年。
在这条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泰国需要克服民主政治带来的阵痛。以此次“红衫军”运动为例，它使刚从世界金融危机中复苏的泰国经济再次受到冲击，甚至可能影响到泰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这也或将对刚刚开始运作的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经贸往来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东盟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里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中国-东盟自贸区还面临许多难题，比如在投资和贸易领域中国与东盟存在竞争，双方解决纠纷和危机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区域外大国如美国对东盟施加的影响也制约着中国-东盟合作的开展。因此应密切关注泰国下一步走势对东盟经济合作的负面影响，做好应对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