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urce_url: "https://www.afdi.org.cn/2010/0723/32655.shtml" title: "从多伦多峰会看G20峰会发展前景" meta_description: "2010年6月27日第四次G20峰会在加拿大落幕。文章回顾G20从财长会议到首脑峰会的发展历程，指出多伦多峰会肯定复苏成果，强调确保复苏和加强金融体系，削减赤字形成共识，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构成威胁。G20已从临时机制走向常规机制，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 publish_date: "2010-07-23" modify_date: "2023-11-30" author: "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 publisher: "亚太财经与发展学院" category: "AFDI动态" language: "zh-CN" priority: 0.5 --- # 从多伦多峰会看G20峰会发展前景 > 2010年6月27日第四次G20峰会在加拿大落幕。文章回顾G20从财长会议到首脑峰会的发展历程，指出多伦多峰会肯定复苏成果，强调确保复苏和加强金融体系，削减赤字形成共识，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构成威胁。G20已从临时机制走向常规机制，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 ## 一、详细说明 2010年6月27日，第四次G20峰会在加拿大落下帷幕。回顾2008年以来的历次峰会，从华盛顿到伦敦，从匹兹堡到多伦多，这个成员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85%，人口超过三分之二强的高峰盛会自始至终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其一举一动无不预示着世界经济的走向，决定着全球资本市场上的兴衰成败。从实践来看，G20已经从一种临时性机制逐步走向常规性机制，在重建全球经济秩序的大背景下，它的发展前景值得我们探讨研究。 一、G20峰会概述 （一）发展历程 G7峰会：1975年，法国、美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意大利六国领导人于法国举行首次最高级经济会议，次年加拿大加入，形成G7峰会机制，即研究经济形势、协调政策而举行的首脑会议。1991年起，前苏联以及后来独立的俄罗斯首脑开始应邀在G7首脑正式会晤后与其会晤。1994年G7第二十次会议时，俄正式参加政治问题讨论，形成了“7＋1”机制。1997年，“7＋1”以“八国首脑会议”的名义共同发表“最后公报”。延续了23年的G7演化为G8，但是在经济领域，G7仍然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 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1999年，时任加拿大财长的保尔提出，为防止类似亚洲金融风暴重演，让有关国家（11个新兴经济体，即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以及俄罗斯和欧盟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各方财长或各国中央银行行长参加，遂成G20体制。2008全球金融危机爆发，G20国家在美国提议下于华盛顿举行首次首脑峰会，G20峰会体制形成。 （二）机制内容 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G20集团自1999年成立后，主要活动为“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每年举行，主席国由成员轮值，设有临时秘书处和工作人员。会议主要讨论正式建立20国集团会议机制以及如何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等问题，与会代表不仅就各国如何制止经济危机进行讨论，也将就国际社会如何在防止经济危机方面发挥作用等问题交换意见。1999年的首次会议讨论主题为“应对亚洲与俄罗斯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2004年，第六次G20财长会的议题开始涉及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全球化背景下促进稳定与增长、金融部门机构建设、打击滥用国际金融体系、主权债务重组以及区域一体化等范围；2005年G20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加强全球合作，实现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 G20峰会：2008年华盛顿首次峰会后，国际社会在G20框架内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有效地遏制了全球金融动荡。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力求巩固危机应对成果；9月，匹兹堡峰会上，G20被正式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而多伦多峰会关于共同削减赤字，实现可持续增长，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促进贸易增长等多项共识标志着G20的整体框架日趋成熟，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完成了G8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二、多伦多峰会的主要情况 （一）充分肯定复苏成果，面对挑战保持警惕。 此次峰会主题为“复苏与新开端”，发表了《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宣言》，强调推动世界经济全面复苏。 匹兹堡峰会上，G20国领导人曾希望，“全球经济当年将恢复，到2010年底增长近3%。”实际上，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数据触底反弹。美联储曾预测，美国2010年GDP增幅为2.5%至3.3%，2011年为3.8%至5%。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的判断，由于发达国家的恢复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加快，2010年全球有可能达到3.9%的增长速度。其中新兴市场的增速高于其历史平均水平，中国甚至可达10.5%。不过，G20峰会也指出，虽然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复苏轨道，但是严峻的挑战依然存在，一些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复苏直接构成威胁。宣言强调，G20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和加强复苏，为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奠定基础，加强抗风险的金融体系。 （二）几大焦点引人注目，削减赤字形成共识。 匹兹堡峰会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复苏已经从苗头成为现实，但充满不确定性。2009年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加重了人们对“经济二次探底”强烈不安。在这种背景下，讨论经济可持续与平衡增长、金融部门改革、促进全球贸易增长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 实现可持续增长，任何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两个难题：一个是就业率，它决定了内需市场及社会的稳定性，另一个是主权债务问题，而后者在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今天，如管理不善很可能演变成主权国家甚至是区域合作的一场灾难。以美国为例，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对美国政府及其决策带来空前压力。5月份，全美失业率维持在9.7%的高位，连续第13个月位于9%水平线之上。由于复苏缓慢，预计到2013年失业率才会降至5%。相对于失业率，主权债务暗藏的危机则更加令人心悸。2007年次贷危机初现时，G20中发达经济体负债率为GPD的80.2%，随着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许多国家政府发债规模空前提高。2010年发达经济体负债率将达到GDP的107.7%，即使是情况较好的新兴经济体也达到37%。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几乎打乱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二次探底”的风险突然增大。面对沉重的债务包袱，峰会声明要求G20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成员在2013年底前，将自身公共财政赤字水平减半；同时也表示尊重各经济体依照自身情况灵活掌握“达标”步骤的权利。峰会主席、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表示，“削减赤字”框架还包括：G20发达经济体成员在2016年底以前保持本国公共财政赤字水平更为稳定，并在其间降低赤字规模在GDP中所占的比例。 （三）共同抵制贸易保护，努力实现平衡增长。 G20峰会声明指出，各国将抵制在商品和服务领域提高或增加投资贸易壁垒的做法，反对增加出口限制，反对实施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悖的政策来刺激出口，开放市场对于保证增长和提高就业水平，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发展至关重要。 G20的前三次峰会都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列为共识，但是基于G20峰会并非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无法对具体的实施细节做出严格规定。实际上，一旦触及成员国自身的根本利益，大家往往各行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和金融相互的关联程度之深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全球经济，单靠自身实现复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不但不会提升优化本国的经济运行结构和效率，还可能导致连锁反应，引发世界经济“二次探底”。 针对这一情况，多伦多宣言指出，在金融危机发生之际，G20做出开放市场，为贸易和投资提供更多机遇的选择是正确的。宣言重申了恢复多哈回合谈判的紧迫性，指出应该在目前已经取得进展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协商谈判方式来全力推动谈判的继续进行,并在11月份的G20首尔峰会上“探讨协商进展状况和未来发展方向”。 三、G20近期的走向 从G20伦敦峰会开始，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的性质已经通过多伦多第四次峰会得到确定。多伦多峰会强调要在G20峰会框架下协调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政策，意味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日益增加；传统治理结构已然不能适应，必须顺应时势向G20体制转进。 （一）G20经济及利益差异性明显，难以做出长效性安排。 1．在G20内部，不同的利益层面催生不同的利益集团。 在G20内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作为相对独立的集团将长期存在，这是由其产生机制、构成国家以及高度关联的利益面所决定的。而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和巴西发展迅速，在消除贸易壁垒、突破技术垄断、克服贸易歧视方面有诸多共同诉求，也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金砖四国”概念的提出者、高盛经济学家奥尼尔认为，G20需要先被整合为一个更小的集团，比如G4，包括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因为这些国家的贸易量和GPD总量占据G20中的绝对多数份额。在未来，G4可以进一步发展为更广泛的G14。这些情况表明，不同层面的利益集团都可能在G20内部并存。 2．立场和观点的近似性使集团界限模糊。 面对不同的议题，身处不同集团的成员往往会突破被大家普遍接受的集团划定范围，以相近或相似的立场结成“一事一议”的临时性利益共同体。以此次峰会为例，中美完全处于不同的阵营，但是在确保经济持续复苏、不宜过快退出经济刺激措施等方面与美方观点一致，在金融监管、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问题上采取了相似立场。这种情况使G20内部亚集团的界限日趋模糊，成员的利益点相互交叉，阵营划分充满了多变性。 3．G20内部成员在经济、地域和文化上具有多样性。 G20缺乏一致的宗教、文化和历史认知。在经济层面上，分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地域划分上，分为北美区、亚太区、欧洲区及拉美主要地区；在宗教层面上，分为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区。这种多样性令G20成员利益诉求千差万别，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长效性安排。 （二）G20的长期发展方向性尚未明朗 在世界经济逐渐进入“后危机”时代之际，G20自身的转型也被提上日程。金融危机催生的G20峰会具有强烈的“应对危机”特点。前三次峰会上，G20的主要任务是协同各国行动，共同采取经济刺激政策，拯救不断下滑的全球经济。当2009年第3季度，世界经济形势开始回暖之后，由于各成员的自身情况迥异，立场开始分化。在退出机制、宏观调控、削减赤字、平衡收支、贸易保护等多个领域，G20成员均有不同的策略和考虑。由于G20峰会仅具有首脑论坛的性质，缺乏强制性制度安排，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因此，G20的未来发展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三）首尔峰会有望取得一定进展 2010年11月，G20第五次峰会将在韩国举行。韩国总统李明博曾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将在G20首尔峰会力推三大发展方向，包括：彻底履行G20达成的协议事项；缩小国际开发差距，构筑全球金融安全网；向非成员国扩展并召开商务高峰会谈。他指出，国际资金流程的快速变动迫使各国积累过多的外汇储备，给新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困难。因此，构筑全球金融安全网将作为首尔峰会的一项主要议题。韩国已经专门成立了G20峰会筹备委员会，聘请世界政要和著名专家担任指导工作，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首尔峰会的召开将可能标志着G20从“应对危机”向“国际经济治理”框架过渡。 四、G20发展前景和面临的问题 （一）发展前景 1．G20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具备充当重建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新平台的潜力。 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原来的全球经济布局，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全球经济重心，而G20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一个极具潜力的舞台，使之具备了充当重建全球经济新平台的潜力。 首先，G20覆盖面广，几乎涵盖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分布于全球各地。从其内部来看，层次分明，代表性突出，既能反映发达国家的态度，也能反映新兴经济体的诉求。第二，新兴经济体首次获得与发达经济体就全球经济问题同台发言的权利。第三，随着新兴经济力量的崛起，发达国家已无力单独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经济全球性，以及经济复苏的非均衡性，改变了以往发达经济体“一支独秀，主导全盘”的格局，借助于G20，新兴经济体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G20峰会已经从应急机制发展为常设机制 匹兹堡峰会确定G20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多伦多峰会强调了要在G20峰会框架下协调各主要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的运作。当前，G20峰会已经作为一种机制固定下来，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从部门定期会晤发展为首脑定期峰会，实现了自下而上的扩展。 3．G20的演进是由世界经济及政治环境所决定的 首先，多边机制取代单边机制是一种趋势。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分工日趋复杂和紧密，各国经济、金融政策的相互关联更加明显。各国国内经济决策的不当有可能将风险扩展至整个地区甚至全球，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深刻地反映出这一点。因此，单边机制在应对全球经济风险时力不从心进而被多边机制取代是历史必然。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增加了其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话语权。IMF预计，至2020年，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占比将持平。经济格局的变化必须反映在政治诉求和全球治理机制上。因此，G20所代表的多边机制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 其次，G20的发展取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两年来的事实证明，G20峰会已经从“应对危机的临时发起的高端峰会”发展为“主导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多伦多峰会达成的关于共同削减赤字、实现可持续增长、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促进贸易增长等多项共识更是标志着G20的整体框架日趋成熟，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推动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G20是由世界经济形势发生突变催生而来，其未来发展不但取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演化，也受到成员内部相互关系发展的影响。 （二）G20面临的问题 1．效率问题。作为全球经济合作体系，G20协调机制更为复杂，效率性是长期问题。 2．机制问题。虽然G20峰会机制已经固定下来，但是多伦多峰会并没有实现推进其管理层的实体化，即没有设置常设工作机构。其次，在G20未来规模扩展方面也没有明确的方案。第三，议题设置和管理规章仍待达成，已达成的协议亦缺乏约束和监督。 3．方向性问题。在发展方向这一问题上，G20面临着不明确性。G20虽然建立了多层次的沟通机制，在议题上也会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财政、金融、贸易等全球性经济问题都可能出现在G20的议事日程上。但是它也面临着如何转型以应对“后危机”时代的挑战，即从最初的“应对危机”转变为“促进合作”，“从协同刺激转向协调增长、从短期应急转向长效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 综上所述，G20的未来发展既有外部因素引导，也有内部因素推动。能否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发掘自身潜力，实现准确定位，不但是G20自身发展的命题，也是关系到全球政治稳定和经济健康增长的共同课题，需要引起每个成员的足够重视。 ## 二、引用与来源 - 原文来源：<> - 机构：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 版权声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