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姚伟 

　　7月3日，在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一起主办的世界银行《2009全球发展金融》发布会上，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国际金融主管曼索尔·戴拉米针对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回答了早报记者的诸多提问。他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有机会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格局，“这个格局不仅有利于发达国家，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新国际货币需美国同意

　　东方早报：您刚刚提到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所提用SDR（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

　　戴拉米：关于SDR有很多的讨论，大家都在说要把SDR请回来，使它重新成为重要的全球货币，并且给市场提供足够的流动性。中国在SDR方面也有很多讨论，大家都在说应当考虑用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我的问题是，这个设想是否现实；如果把SDR真正变成国际货币，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我们要牢记，如果是一个国际货币，第一步必须推动这一货币进行跨国贸易结算，比方说当今有很多全球贸易都是用美元来结算的，比如说买原油用美元定价。第二步，是各国央行愿意拿这一货币作为储备货币。

　　回到SDR，首先要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85%投票权的批准，才能使SDR成为国际货币，但现在美国一国就在SDR中占据了16%的份额（即拥有一票否决权），如果美国不同意，SDR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

　　再者，看看全球SDR发行余额情况。要真正能够把SDR作为一种储备货币，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取决于各国政府多大程度上愿意把它们手中的外汇储备以特别提款权的形式，投资于特别提款权，以特别提款权的形式作为它们的外汇储备。

　　FSB不会成为实权机构

　　东方早报：您之前也提到了新的全球监管体系。我想以刚刚成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简称：FSB）请教戴拉米先生，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跨区域全球性的金融监管机构？

　　戴拉米：现在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成员包括所有20国集团的主要经济体，其中也包括中国，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行动。它的前身，也就是金融稳定论坛，它的范围主要是10国集团（偏向发达国家），这个机制主要是磋商和信息分享的平台，而现在金融稳定理事会主要的职责将是关注和研究全球监管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

　　其实谈到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监管，要具体区分讲的是哪一个市场，比如说金融市场当中讲的很多的监管，很大一块是针对商业银行。刚才我在演讲当中也提到了，银行现在都是全球化的，但是银行的监管、监督是放在各个国家层面上的，所以说真正能够建立起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对所有银行都能够起到监管作用的机构，我觉得这是很难的，因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发展阶段。

　　所以我觉得我们当前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使各个国家的银行监管体系能够协调、和谐化，能够考虑到一旦某一家银行，或者银行业发生了某种问题，对于它的母国会发生什么影响，对于所在国（即：注册地），以及注册地以外的国家又会发生什么影响。

　　东方早报：如果赋予金融稳定理事会更多实权，是不是就可以解决您刚刚所说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全球性的监管机构，另一方面，这个机构的执行力也有了保障？

　　戴拉米：这关键要看20国集团的这些国家政府是不是愿意让这个FSB成为有实际能力的机构。我本人非常怀疑，我认为金融稳定理事会不太可能成为一个横跨很多金融市场，包括证券、评级机构这样一个全面的监管和监督的机构。金融市场监管主要还是应当落在各个国家的身上，国际组织所起到的作用就是促进各国监管体制之间的协调和和谐。

　　比如说，通过分享信息、加深各方之间的理解，能够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比方说一旦发生金融动荡，发生了一些事件，各个国家分别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比如说某一个银行所在的母国应当做什么，分行所在的国家能做什么。

　　这中间也有信息因素的原因。你要做好监管，肯定要贴近监管对象。相对来说，各国政府比较适合做这个事情，国际组织要及时掌握各个银行的信息就相对困难一点。

　　分业监管很难分得清楚

　　东方早报：有人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的份额指出，虽然金融稳定理事会吸纳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但即便像中国这样的，在金融稳定理事会中也几乎没有发言权，金融稳定理事会还是一个欧洲人说了算的机构。对此您怎么看？新兴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戴拉米：其实我觉得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并不小，可能从资产规模来讲相对比较小，但金融稳定理事会当中发展中国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成员的数量，从这个意义来讲份额并不小。

　　关键是，发展中国家应当勇于在这样的框架下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同时发展中国家最需要明确到底想从这样一个体制当中获得什么。像很多国际组织一样，各个国家、各成员国的经济、政治实力是决定因素，但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就是，你是否有一个明晰的愿景、目标。

　　东方早报：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对眼下的金融危机做了一些反思。他提到的一个观点是，应该严格限制商业银行从事非银行活动，同时在银行业和资本市场之间建立起防火墙。对这一观点，您如何看待？

　　戴拉米：这其实涉及目前争论颇多的分业监管和系统性监管的问题。（刘明康主席的主意）或许是个好主意，但问题是，现在非常难以严格地进行分业监管。

　　现在的情况是，分业监管可能确实是需要的，但根据金融市场的发展，很多时候也确实很难保证能够“分得那么清楚”。

　　所以我认为，可以考虑的一个解决办法是，为银行业机构设置一个规定的杠杆率。比如说，银行融资10亿元，最多不能贷超过100亿元。加拿大就是这么做的。为所有业务设定一个上限，这可能是（避免危机的）一个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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